重庆

偶尔翻阅古人笔记和杂著，常能看到一些行为古怪得令人发笑的人物。读着读着，却又能从这怪诞里品出几分可爱来。 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里有个王子猷，是王羲之的儿子，为人极有个性。他住在山阴的时候，一天夜里大雪忽至，他睡醒了，推开窗子，叫仆人斟上酒，四望一片皎洁。这个瞬间他肯定是舒服极了，于是起身徘徊，吟起了左思的《招隐》诗。吟着吟着，忽然就想起了住在剡县的老朋友戴安道。说走就走，当夜就乘了小船往剡县去了。船行了一整夜方才抵达，他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，人都没进去，却转身折返了。旁人问原因，他说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意思也很直白：我本就是凭着兴致来的，兴致尽了便回去，何必要见老戴呢？ 这事放在今天来看，简直莫名其妙。大半夜冒着大雪坐一夜的船赶去，到了门口又不进去，不是瞎折腾么？饭也不蹭，旧也没叙，就把自己给打发了。然而王子猷压根不在意这些。他要的是那个过程：大雪之夜独自在水上漂行了一夜，天地一白，万籁俱静，这就足够了。见不见戴安道，反而不是要做的事。这种人若活在当下，怕是会被拉进无数个“黑名单”。但细想想，他那种不为什么、不求结果的快乐，反倒让人有些羡慕。 和王子猷同样“怪”出了名的，还有陶渊明。这位田园诗鼻祖有个颇为著名的癖好：喝酒。《宋书·陶潜传》和萧统的《陶渊明传》里都记了他一桩趣事：某次郡将前来看望，正碰上陶渊明家里新酿的酒熟了。他二话不说，从头上取下葛布头巾就来滤酒，滤完以后，又重新把这头巾戴回了脑袋上。这事要是细究起来，恐怕不太卫生，头巾上多少有些汗渍尘土。但陶渊明哪里在乎这些，他只觉得酒滤好了，头巾不还是头巾么？李白后来写诗笑他：“陶令日日醉，不知五柳春。素琴本无弦，漉酒用葛巾。”是真洒脱，还是真邋遢，大概二者兼而有之。 陶渊明的率真还不止于此。同样是《宋书》里记载的，他家常有客人来访，有酒就设酒招待，自己如果先喝醉了，便对客人说：“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”那意思是，我困了，要睡了，你先回吧。换作一般人，哪有这样的待客之道？但陶渊明觉得这理所当然：我醉了，你总不好意思硬拉我陪你聊下去吧？以“怪”观之，这样的人着实难打交道；以“真”观之，又好像没什么毛病。 若论古代文人的“怪”，北宋的米芾也排得上号。米芾字元章，与苏轼、黄庭坚等人齐名，书画俱佳，但因举止癫狂，得了个“米颠”的绰号。他爱石头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。据宋人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记载，米芾在无为军做官时，刚到州府，见到一块立石形状奇诡，竟高兴得大呼：“此足以当吾拜！”于是命人取来官袍和笏板，冠冕堂皇地朝着石头拜了下去，嘴里还喊着“石丈”。这事后来传到朝廷，百官都拿它当笑话讲。一个朝廷命官对着块大石头行礼，确实荒唐。但米芾不管这些，他觉得这石头值得拜，那便拜了。上司怎么想，同僚怎么笑，似乎都和他不相干。 除了拜石，米芾还干过更出格的事。宋徽宗曾召他书写屏风，特许他使用御案上的笔砚。米芾一眼便相中了那方宝砚，写完之后，捧着砚台对徽宗说了番巧妙的话：这砚已被微臣染指过了，再还给皇上怕是有失恭敬。徽宗何等聪明，听得出他的弦外之音，笑着将砚台赐给了他。米芾谢了恩，抱着砚台就往外跑，墨汁飞溅，襟袖尽染，狼狈之中还在偷着乐。徽宗对在场的蔡京感慨：“这个米颠，真是名不虚传。”为了一块砚台，连皇帝面前也顾不得体面了。 回头看看这些人，王子猷半夜坐船去看朋友，到了门口就走；陶渊明拿头上的葛巾滤酒，滤完又戴回去，醉了就赶客；米芾穿上官袍对石头磕头，见了好砚台连体面都不要了。确实都够“怪”的。但怪态的底下，是寻常人做不到的一样东西：不违心。 王子猷不是不想见戴安道，只是那个夜里，他更在乎的是自己内心涌起的那一阵冲动和冲动满足之后的平静；陶渊明不是不讲卫生或不懂礼数，只是在他看来，酒比规矩重要，醉比敷衍重要；米芾不是不知道朝堂的体统，只是体统不如那块石头令他动心。 古人说“礼失而求诸野”，人心失了呢？或许可以求诸这些怪人。他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，只在乎这一刻自己想做什么。这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可真不容易。